彭国立的博客

【书    名】天演论  
【作　者】(英)赫胥黎(T.H.Huxley)著 (清)严复译
【丛书名】严译名著丛刊
【形态项】 51页 ; 32开
【读秀号】000005897015
【出版项】 商务印书馆 , 1933
【ISBN号】 Q111
【主题词】进化学说
【参考文献格式】(英)赫胥黎(T.H.Huxley)著 (清)严复译. 天演论. 商务印书馆, 1933.
【清晰度】一般
【完整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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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1825年7月16日出生在英国一个教师的家庭。早年的赫胥黎因为家境贫寒而过早的离开了学校。但他凭借自己的勤奋，靠自学考进了医学院。1845年，赫胥黎在伦敦大学获得了医学学位。毕业后，他曾作为随船的外科医生去澳大利亚旅行。也许是因为职业的缘故，赫胥黎酷爱博物学，并坚信只有事实才可以作为说明问题的证据。

　1859年11月3日，达尔文的科学名著《物种起源》出版了。这一天，伦敦街头的几家书店门前，人声鼎沸，挤满了许多前来购买这本刚出版的新书的读者。初版的1250册新书，当天就被争购一空。

这本观点新奇、内容独特的著作一出版，立即在英国掀起轩然大波：有些人兴高采烈，拍手称赞；有些人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更多的人则把它当成奇闻传说，到处宣扬。达尔文的剑桥大学老师、地质学家塞茨威克写信给达尔文说：“当我读着你的这本书时，感到痛苦多于快乐。书中有些部分使我觉得好笑，有些部分则使我忧愁。”他甚至还在杂志上发表不署名的文章，讽刺挖苦达尔文的学说是企图“用一串气泡做成一条坚固的绳索”。

    一位美国地质学家则攻击达尔文的著作是“恶作剧”，一批教会首领对达尔文的著作更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企图组织反进化论者群起而攻之。他们有人写匿名信威胁达尔文：“你是英国最危险的人！”“打倒达尔文！”一场大论战已经不可避免了。

    当时，进化论思想还没有普及，进化论者的队伍也不够壮大，在这场大论战中支持达尔文的人处于少数。为了有力地反击教会反动势力的围攻，捍卫进化论思想的纯洁性，达尔文是多么希望志同道合的战友的支持啊！于是，他给伦敦矿物学院地质学教授赫胥黎郑重地寄去一本自己的新作，请他谈谈对这本书的看法和评价。

  赫胥黎以极大的兴趣，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他认为，尽管书中的某些不甚重要的结论，还有待继续研究与探讨，但通篇而论，这部论著有着极宝贵的价值，是一本划时代的杰作，它必将引起一场科学思想的深刻革命。赫胥黎最后告诉达尔文，他将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捍卫的科学思想的大论战中去。他在信中说：“为了自然选择的原理，我准备接受火刑，如果必要的话。”“我正在磨利的牙爪，以备来保卫这一高贵的著作。”赫胥黎并郑重地宣布：“我是达尔文的斗犬。”

    1860年6月30日，关于进化论大论战的第一个回合，在牛津大学面对面地展开了。这是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召开的辩论会。以赫胥黎、胡克等达尔文学说的坚决支持者为一方，以大主教威伯福士率领的一批教会人士和保守学者为另一方，摆开了论战的阵势。面对威伯福士之流的恶毒攻击和挑衅责难，赫胥黎镇定自若。当威伯福士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下讲台时，赫胥黎从容不迫地走上了讲台。

    他首先用平静、坚定、通俗易懂的语言，简要地宣传了进化论的内容，然后辛辣尖锐地批驳了大主教的一派胡言，回敬了他的无耻挑畔。他以激动而响亮的声音说道：“我要重复地断言，一个人有人猿为他的祖先，这并不是可羞耻的事。可羞耻的倒是这样一种人：他惯于信口雌黄，并且不满足于他自己活动范围里的那些令人怀疑的成就，还要粗暴地干涉他根本不理解的科学问题。所以他只能避开辩论的焦点，用花言巧语和诡辩的辞令来转移听众的注意力，企图煽动一部分人的宗教偏见来压制别人，这才是真正的羞耻啊！”

    赫胥黎以雄辩的事实，富有逻辑性的论证，同大主教那种内容空洞、语无论次的谩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听众们都为赫胥黎的精彩演讲热烈鼓掌。威伯福士脸色铁青，自知在这场辩论中败于赫胥黎，只得灰溜溜地退出了会场。

    但是，战斗远没有结束。在为宣传进化论而进行的几十年的斗争中，赫胥黎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充当捍卫真理的“斗犬”。人们高度评价赫胥坚持真理、捍卫和传播科学真理的崇高品格，说：“如果说进化论是达尔文的蛋，那么，孵化它的就是赫胥黎。”

    他与理查德·欧文的科学辩论证明人类和大猩猩的脑部解剖具有十分的相似性。有趣的是赫胥黎并不完全接受达尔文的理论 (例如gradualism), 相对于捍卫自然选择理论，他对唯物主义专业科学精神更加推崇。

    作为科普工作的倡导者，他创造了概念“不可知论”来形容他对宗教信仰的态度。

    他还创造了概念"生源论", 这一理论是说一切细胞起源于其他物质也叫“自然发生”,就是说生命来自于无生命物质。
   
    赫胥黎发表过150多篇科学论文，（如《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动物分类学导论》《非宗教家的宗教谈》《进化论与伦理学》等。）内容不仅包括动物学和古生物学，而且涉及地质学、人类学和植物学等方面。他对海洋动物的研究尤为著名，曾指出腔肠动物的内外两层的体壁相当于高等动物的内外两胚层。赫胥黎是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他竭力宣扬进化学说，与当时的宗教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进一步发展了达尔文的思想，是最早提出人类起源问题的学者之一。1893年，他以68岁的高龄应友人邀请，到牛津大学作了一次著名的讲演，题为《演化论与伦理学》，主要讲述了有关演化中宇宙过程的自然力量与伦理过程中的人为力量相互激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根本问题。对于生物发生、生物进化作出了科学的解释，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迈进了一大步。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1853—1921年)译述了赫胥黎的部分著作，名曰《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号召人们救亡图存，“与天争胜”，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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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西)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著 邱艺鸿，萧萍译
• 【丛书名】文化生活译丛
• 【形态项】 335页 ; 21cm
• 【读秀号】000003062974
• 【出版项】 三联书店 , 2003
• 【ISBN号】 7-108-01852-7 / I551.65
• 【原书定价】 CNY23.00 网上购买
• 【主题词】散文(地点: 西班牙 年代: 现代)散文
• 【参考文献格式】(西)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著 邱艺鸿，萧萍译. 英伦独语. 三联书店, 2003.
• 【内容提要】本书是散文作品集，本书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对英国的1914至1921年阐发了心灵感悟与感想，描写了英国的大气、英国人的性格、英国的建筑等。
• 【文件格式】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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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耶纳有很强的爱国气息和英伦情结，在哈佛大学上课时看见窗外风景，和学生说了句“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后，拂袖而去，一去不返哈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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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霍克思|闵福德译 红楼梦 (企鹅1986) PDF英文

 分别看了杨译本（以下简称Y）和霍克思（David Hawkes）译本（以下简称H）的第一回，总体感觉还是霍的译文要好。在此，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两种译本所依据的《红楼梦》版本。说实在的，林林种种的版本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差别等看得我眼花缭乱，云里雾里，但还是不得不做点功课。

Y本前80回依据1911年上海出版的第一版“脂批本”，即所谓的戚序本、石印本、上海本，后40回依据1792年程伟元和高鹗所辑的所谓“程乙本”，全书翻译时也参考了其他版本，主要是更正一些“手民误植”和查漏补缺。H本第一回主要是根据程高本，之后的79回大多也是依照“脂批本”，后40回则依据高鹗本由藿克思的高足兼乘龙快婿闵福德（John Minford）译出。有意思是，霍觉得高鹗所编写的版本非常无趣（less interesting），第一回只所以采用这个版本主要是因为比较流畅连贯（be more consistent），但闵似乎挺欣赏高鹗的。另外，霍写的那篇近50页的序言非常有分量，既说明了自己为什么坚持选择用“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个名字，同时也对自己的译文做了一些解释，说得很客气很真诚。他说尽管自己已经很努力，但原文许许多多有意思的地方在翻译过程肯定不可避免地消失了，如一些双关语（pun）。霍还说，在某些地方，已经不算翻译了，完全是自己的再创作。相反，杨的译文则过于追求“忠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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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记]其二十二
　　
　　
　　卖菜
　　　　
　　□范福潮
　　　　
　　　　我们村子在川里，有渠，有机井，常年种着十几亩菜地，时鲜蔬菜吃不完。原上缺水，水井十多丈深，又浇不上渠水，不能种菜，村里常派大车到我们村买菜，回去分给社员，夏收时，人忙车忙，队里不来买菜，村人便吃不上菜，我们就到原上卖菜。凌晨三点起床，把架子车打足气，带上水壶，到菜园子装菜，茄子、豇豆、辣椒、黄瓜、小葱、韭菜、芫荽、西红柿……装满车，村人还在梦中，我俩一人拉一车菜就上路了。同伴是位二十多岁的社员，按村里本姓的排行，我称他六哥，他是个机灵人，耍秤杆这活儿，人太木讷不成。
　　　　一路北行，朝霞微露，已入乾县地界。进村后，车停在当街，吆喝一声“卖菜哩——辣椒、韭菜、豇豆、黄瓜哩……”妇女们闻声，立时挎着篮子围上来，挑挑拣拣，有掏钱买的，有用麦子、玉米、麸子、黑豆换的，六哥看好成色，约完菜，让我按行市换算出斤两，再约粮食。早饭前，已过了两个村子。六哥指着前边一个村子说：“到我二姨家了，咱们吃饭去。”吃罢饭，六哥每样菜抓了一些给他二姨，把水壶灌满开水，我们又上路。
　　　　村口有座小院，背依涝池，独立在道边。门漆剥落，院墙塌了半截，一棵皂角树探出树叶，左边门框尚存半副白门联“凄风苦雨百年愁”，格外醒目。大门敞着，影壁墙后款款走出一位少妇，穿一双白鞋，模样俊秀，神态怡然，衣着气质，不像此地人。她手里拿着一摞书问我们：“书能换菜吗？”六哥说：“不能，只换粮食。”我看她失望的表情，忙说：“我看看是啥书。”她把书递给我，翻了翻，是七册1966年以前的中学课本，有两册《语文》、两册《地理》，全用牛皮纸包了书皮，没卷边折页，很干净；三册合订在一起的初中《中国历史》，1952、195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庚序、王芝九编著，马宗尧、刘小厂绘图，繁体字竖排，合计旧币6200元，书页上有红蓝钢笔划线和眉批夹注，封面封底磨边缺角，品相不及前几册，但书页完整，历朝疆域地图、帝系表、分册大事年表一应俱全。我连说“能换、能换”。她问我：“怎么换？”六哥瞪我一眼，我不理他：“各样菜随你挑，不论价，一本换一斤。”她拣了四条黄瓜和一些辣椒、西红柿，她拿着黄瓜，我用秤盘盛着辣椒、西红柿，送进院里。院子不同于当地民居，没有前院，当院三间北房，两间厦子，格局和材质都很简陋，树下停着一口新漆的棺材。返身走时，她说了声“谢谢”，我顿感惊奇，此地人从不说这两个字。
　　　　出了村子，六哥说：“这家主人姓周，是从外省下放来的，虽说是回原籍，本村已没了近亲，队里给了块宅基地，风水不好，五年没了两位老人，老伴儿又得了癌症，刚才换菜的女子是他的独生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是咸阳知青。他家太穷，以前我来卖菜，她也拿旧书报换，我没答应。”我说，菜钱我出。六哥说：“哪能让你出钱，就当是送你的知青朋友了。”
　　　　隔几日再过此村，我在村口一声吆喝，周家女婿提着篮子出来，手里拿着三本书给我看。一本没头没尾、繁体字竖排、人民出版社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本何干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第1版《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一本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精装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问他：“这书是谁的？”他说：“我岳父的。”我把书还给他：“大哥，给老人家留着吧。想吃什么菜，你随便拿。”他各样菜挑了点儿说：“我岳母日子不多了，她是大城市人，不习惯此地的饮食，除了给她吃点儿新鲜菜，也无法尽孝了。看你是个爱书的人，你拿去看吧。日后路过我家，进门歇歇脚。”
[书海泛舟记]其二十三
　　
　　通史难作
　　
　　□范福潮
　　
　　　　少时读书，父亲不让我读《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之类的编年“通史”，他说：“史不必通，知一国事是一国事，知一朝事是一朝事，《通鉴》对史书任意删削，剪裁失当之处比比皆是，此等编年纪事流水账，最是误人。章实斋认为《通鉴》为史最粗，而《纪事本末》又为《通鉴》之奴仆，此类不足为史学，只可为史纂、史钞。通史难作，读又无益，可叹后人不悟。”
　　　　我读的第一部近代史学家写的通史是周谷城先生的《中国通史》，继而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和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均有受益；待读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史纲》和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时，味同嚼蜡。成年后，遍读史籍，博采众长，已知鉴别品赏，轻易不翻通史。偶在书店翻阅近年新编通史，冗长沉闷，说教连篇，欲向读者灌输的观念太多，不忍卒读。再见“通史”，惟恐避之不及。
　　　　近日查阅历史书目，见自民国至今九十二年间，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中国通史不下百种，这还未计算港澳地区和海外出版的汉语版通史，也不包括日本及外国史学家编写的外文版中国通史。有些“豪华版”通史洋洋十巨册，最新的版本竟从“原始社会”一直编到公元1999年，真是“通”得可以。有位书商想编一部通史，找了十几位“史学家”分工编纂，竟找到了我的一位写小说的朋友头上。他笑道：如此编史，真是儿戏。
　　　　通史难作，难在何处？一者，史料浩如烟海，去伪存真不易，相互矛盾的史料又多，不同的观点，都可以引用到相宜的史料为证，这样，先入为主的观念极易影响客观公正的结论。二者，中国历史悠远，不算传说时代，有年可记之史自周共和元年至今即有2844年，一年写一千字，就能写284万字，卷帙浩繁，力有不逮。三者，“通”字作祟，想写的方面太多，举凡历国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工农商业、对外关系、文化、思想、学术等，都想面面俱到，作者不可能是各方面的专家，因此常常顾此失彼，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泛泛而谈，了无深意。四者，结构呆板，语言枯燥，观念堆砌，不忍卒读。五者，大多因袭成论，鲜有独家见识，十部一面，冗长乏味，貌似佳肴，实是杂烩……总而言之，难就难在做通家不易，有胆、有识、有文采的通家太少。
　　　　其实，史不必通，删繁就简，提要钩玄，能把一国、一朝或是一件史事写好，写出真知灼见，已是功德无量了。近代诸多史家，既无乾嘉学者的考据功底，又无欧美历史学家谨严独立的治学精神，好大喜功，以作通史为衡量其学术水准的标志，实在害人害己。想起钱穆先生“通史大业，殊不敢轻率为之”的感叹，确是诤言。
[书海泛舟记]其二十四
　　
　　华清池
　　
　　□范福潮
　　　　
　　　　那夜奇热，我在饲养室后院垛麦秸，汗流浃背，沾了一身糠皮，干完活到水库里游泳，凉水一激，颈背上起了一片痱子，刺痒难忍。早饭后，我骑车去县城，那里有一家浴池，我想，热水烫一烫，痱子能下去得快一点。浴池的水太脏，空气污浊，我放弃了在此洗澡的打算。
　　　　书店里冷冷清清，新书摆在靠门的柜台上，我花了七毛七，买了两本书。一本章诗同注的《荀子简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七毛五；家里有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本不想买这本书，但一想这是平装横排简体字本，在书上写写划划不心疼，便买了。一本第22期“活页文选”———《王安石诗文选注》，选了“答司马谏议书”、“兼并”、“商鞅”三篇，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七二级工农兵学员选注，11页，两分钱；那时，不管读不读，只要见了“活页文选”，随手就买一本，也就半根冰棍的价钱。
　　　　书店正对着火车站，听见列车进站的广播，我灵机一动，赶紧把自行车推到存车处，买张站台票进站。十分钟后，我上了东去的列车。火车上吃饭不要粮票，三毛钱一份盒饭，蒜苔炒肉大米饭，为省粮票，我常算计好赶在饭口乘车。西安停车时，我在站台上买了十个糖烧饼，五分钱一个。十一点多，我在临潼下车。
　　　　华清池洗温泉分大池和小池：大池两毛，不限时间；小池五毛，是单间，限时四十分钟。我洗的大池，阔大的房间，通风良好，水磨石地面，池边有供客人休息的长椅，浴池用白磁砖铺就，刷得白亮光洁，足有游泳池那么大，只有十来个人洗澡。浴池是活水，引自骊山的温泉，清澈，略烫，浴后肤感滑爽，白居易写杨贵妃“温泉水滑洗凝脂”，果不虚言。
　　　　林阴道上，游人稀少，多是附近疗养院的。且行且止，累了，歇息片刻，看几页书；饥了，吃个烧饼，喝几口水；一直走到烽火台。都说周幽王为了褒姒在此烽火戏诸侯，小时读林汉达先生的《春秋故事》，第一篇“千金一笑”，有一幅插图，画的是周幽王站在城楼歪着脖子看褒姒冷笑，此地我已来过两次，没看见哪里有城楼的遗迹，实在想象不出在这荒山野岭上怎么演烽火戏诸侯的大戏。
　　　　下山后我在街上闲逛。与各地县城的格局一样，临潼也是一条主街，除了各类商店和饭馆，也有一家新华书店，每次路过我都进去转转，这里是名胜景区，流动人口多，因此，买到好书的时候不多。新来了几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单行本鲁迅文集，小32K，白底，白面，封面上有浅黄色的水纹，左上方有一尊鲁迅浮雕头像，书名是绿色的，“鲁迅”二字是黑体草书。这套书1973年出版，各省都在印，一年来已印了十多种，我见到即买，一本没落过。我想买一本1974年1月吉林印的《准风月谈》，四毛三一本，一掏兜，仅剩三毛五分钱了，我把书放下。店员问我：“钱不够吗？我给你留一本，明天你来取。”我说，我是外地人，一会儿坐火车走。“差多少钱？”我说八分。他说：“你把书拿走吧，我们要下班了。”我不好意思让他贴八分钱，便说，我给你一斤粮票好吗？按当时黑市的行情，一斤本省粮票值两毛钱呢。店员已在关门了，他见我是诚心，笑道：“好吧，你若非给我粮票，给我半斤就行。”
　　　　我没钱买站台票，只好从道口绕进站台。列车进站了，一个车门口站着一位列车员，验票上车，我赶紧找后面排队上车的乘客一个一个说好话，一位阿姨被我说动了心，答应上车后把车票从窗口递给我。开车了，正当我对那位阿姨千恩万谢的时候，列车员把我叫到他的小屋子里：“你借票上的车，我全看见了，走吧，跟我去七号车厢补票。”我把书包递给他说，除了身上的汗衫裤子，我的全部东西都在这里，你拿去抵票吧。他检查了我的书包，问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把一天的经过告诉了他。他叹道：“我六八年下乡到太行山，吃水都困难，老老实实干了四年活，一年出工三百多天，才熬出来，哪洗过温泉呀，你倒挺自在。”
[书海泛舟记]其二六
　　
　　内部读物
　　
　　□范福潮
　　　　
　　　　那时，我是一个自由的人。飞出了父母的羽翼，摆脱了学校的束缚，生产队的管束几近于无，没有理想，没有竞争，没有奋斗，招工和上学对刚下乡几个月的我还太遥远。时间全由自己支配，没人告诉我，你应该做什么，你不许做什么，想去哪里，抬腿就走。串队，成了1974年夏天我的主要生活方式。先是到同学队里玩，后来结识了西安、咸阳的知青，常走乡串县，以书会友。大家聚在一起，聊天、下棋、换书，言语投机的，渐渐成了朋友。我们三五成群，四处游逛，想去哪里，在纸上写好地名，揉成纸团，一人抽一张牌，谁点数大谁抓阄儿，抓到“华山”，就去华山，于是，登骊山，洗温泉，看碑林，上大雁塔，游楼观台……
　　　　有位乾县知青，父亲在西安一所中专当头头儿，学校图书馆的藏书“文革”中保存完好。被列为“封资修”之类的旧书，锁在一间屋子里，尘封已久，他带我进去挑书时，一翻书页，直呛鼻子。门口有一柜新书，玻璃上贴张纸条：“内部读物”，全是近年出版的新书。我借了一套瑞士学者埃·邦儒尔和两位英国学者奥夫勒、波特合著的《瑞士简史》，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译，上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第1版，710页。头一回来，不好意思多借，我抄了份书单给他，以后他每次回家，都给我带几本“内部读物”。
　　　　一天，我去还书的路上，遇见出殡，打孝幡的是周家女儿和女婿，我知道她母亲去世了，看他俩哭天抢地的样子，我很难过。说起这事，朋友对我说：“他比我早下乡几年，他没结婚时，我去过他那儿，结婚后，再没去过。他岳父是个大学讲师，不知犯了啥错误。你若想去他家，我领你去。”
　　　　约好日子，我带了一篮子菜，随他去周家。周老师不到五十岁，细高，微驼，很瘦，烟瘾很大，不停地撕纸条卷烟抽。除了炕上有一个炕柜，一只炕桌，四壁空空，喝水用的是粗瓷碗，烟灰弹在药瓶子里，看其家境，连普通社员家都不如。周老师戴副眼镜，斯斯文文，寡言少语，人倒挺客气，初次见面，致哀过后我就走了。第二次去他家，我学着此地人走亲戚的习俗，带了一篮新面馍，他留我吃午饭。一场大雨，周家的院墙塌了两面，他女婿准备打墙，我瞅个好天，叫了几个知青，拉土打墙，一天就干完了。往来日久，周老师知道我父亲也做过教员，惺惺相惜，隔膜渐少，话也多了。
　　　　“我错就错在自以为聪明。先是和苏联人争辩，再是和系主任理论。其实，我谁也不反，只是比他们多读了几本书，有了自己的看法，不愿人云亦云而已。学校里留过洋的，比我读书多、明事理、阅历广的教员大有人在，他们会装聋作哑，我不会，非要说出皇帝光着身子，倒霉就倒霉在我这张嘴上。”
　　　　我把《瑞士简史》札记和画的瑞士地图拿给周老师看，他说：“你真是吃饱撑的，画这些地图有啥用？你一辈子也去不了瑞士。”他是教政治经济学的，我向他请教“邦联”和“联邦”，他不耐烦地说：“那是欧洲人的事，中国人或是割据，或是一统，永远不会有邦联和联邦的，民初南方几省倒是搞过‘省宪’，尝试‘联省自治’，转眼就被国民党统一了。你别瞎耽误工夫了，有时间解两道方程都比看这些书有用。”他女儿告诉我：“我爸炕柜里还留着几本书呢。”我想借，他不肯，手指头弹着炕柜说：“没用的书早卖光了，就剩这几本，算是我家的内部读物。”以后，每次路过他家，我总要进去看看他，说几句话，有好书就给他留下几本，他不说还，我从不问他要。
　　　　1976年底，我工作了，匆匆办完户口和粮食关系，离报到的日子只差一天了，走得很急，朋友们大多不知道。转年春天，我给周老师写了一封信。不久，他把我借他看的书寄给我，附信寥寥数语，仅报平安。年底，我收到他女婿的喜讯，夫妻双双考入大学，他岳父也落实政策回学校了。我问他岳父炕柜里藏着什么好书，秘不示人。他回信说：哪有什么秘籍，统共十来本书，一本《新华字典》，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一本《数学用表》，一套高中数学课本和习题集，晚饭后，他叫我俩过他屋，先做几道数学题，然后他写几个字，让我俩比赛查字典，夜夜如此。
　　 [书海泛舟记]其二七
　　
　　史传多为小说
　　
　　　　□范福潮
　　　　
　　　　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无妄之福，又有无妄之祸。今君处无妄之世，以事无妄之主，安不有无妄之人乎？”(《战国策》卷十七：楚考烈王无子)
　　　　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以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
　　　　朱英和春申君私室密谈，何人知晓？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朱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战国策》卷七：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
　　　　子楚，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父子的对话和吕的“此奇货可居”的心理全是作者的虚构。
　　　　“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赵翼《二十二諸记》卷一)刘向虽比司马迁晚生了68年，但基本上算是同时代的人。司马迁做过太史令，刘向任校中秘书，为皇帝校书二十多年，依他的条件，司马迁能读到的书，他一定也能读到。司马迁和刘向根据战国时期列国保存下来的书籍分别编写出了《史记》和《战国策》，有些人物传记几乎原文照录旧籍，如朱英说春申君一段，仅有几个字不同；有些细节，二人则根据自己对人物的理解进行了改写，如“耕田之利几倍”和“此奇货可居”一段。在《史记》中，有些细节的描写，简直是创作，如：吏去，张耳乃引陈余之桑下数之曰：“如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陈余然之。(《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张耳乃引陈余之桑下数之”，像这种栩栩如生的动作描写和“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之类的心理描写，《史记》的列传中比比皆是。
　　　　司马迁利用前代留下的书籍写人物传记，显然是受了“传”这种文体的影响。在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逐渐演变成编年、记事两种文体。孔子作《春秋》，微言大意，过于简略，难以表现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后人用《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这三部“传”来解《春秋》经，其中左丘明的《左传》写人叙事最好，最有文采，当然，创作的成分也就最大，绝大部分篇章是非常精彩的小说。先父教我把《左传》当小说读，后来，又让我把《史记》也当小说读。其实，司马迁和刘向何尝不是把前辈写的“传”当小说读？
　　　　我们一向当作信史的《史记》尚且如此，后世“史书”中的戏说成分有多大，便可想而知。
[书海泛舟记]其二八
　　
　　探皇陵
　　
　　□范福潮
　　
　　　　八爷念过高小，没毕业，就随父亲走乡串县盖房，不到20岁就走遍了武功、礼泉、乾县、扶风等地，大木匠、小木匠活，样样精通。成家后，他置了二十多亩地，有骡子有车，日子过得很滋润。干完活，八爷总是先把身上的土掸净，打一盆水，洗手擦汗，然后沏上一壶茶，盘腿坐在炕桌旁叼着烟袋和我闲谝。他最喜阴阳相术，一沾此题，便信口开河，说得天花乱坠。那几天，我正读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之“武韦之乱”一章，便给他讲了一段益州术士袁天罡为武士子女相命的故事。贞观初，袁天罡奉旨赴京，途经利州，武士时任刺史，请袁天罡为其家人相命。先相其妻杨氏，袁说夫人骨法，可生贵子；后相二子，袁说可至刺史；再相长女，袁说此女大贵，然亦不利，后封为韩国夫人；最后，武士令乳母抱出身穿男服的小女儿，袁天罡看过大惊道：此郎神采奥澈，不易可知，龙睛凤颈，贵之极也，若是女，当为天子。这是我读《大唐新语》时记下的。
　　　　八爷经多见广，一肚子故事，提起袁天罡，兴致勃勃讲了一段乾陵的掌故：“高宗病重，武则天召见当时最著名的两位术士袁天罡和李淳风，命二人为高宗选陵。二人走遍关中，寻得宝地，回朝交旨。武则天命使臣随二人前去查勘，过了礼泉，使臣问袁天罡，宝地在何处，可有标记？袁天罡指着梁山说，就在那儿，我在山上埋了一枚铜钱。使臣又问李淳风，你选的宝地在何处？李淳风也指着梁山说，就在山顶，我在那儿了一枚钉子。使臣随二人登上山顶，袁天罡扒开土，果然露出一枚铜钱；使臣问李淳风，你的钉子呢？李淳风对着铜钱吹了一口气，浮土散尽，只见一枚铁钉正在钱眼里，使臣大惊。后来，武则天把高宗葬在梁山。高宗的谥号为‘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在八卦中乾为天，古有乾天坤地之说，故为乾陵，并将此地置为乾县。”八爷讲的这段故事，我当时信以为真。后读《乾州志》，才知武则天并未置乾县。此地在晋时属扶风郡，在隋时改为礼泉，属京兆郡，唐武后光宅元年(684)，析礼泉、始平、好、武功、永寿五县地，置奉天县，奉乾陵，属京兆郡，唐昭宗乾宁二年(895)改为乾州。
　　　　我想去乾陵看看，八爷给我画了一张路线图，把他家的自行车借给我，送我到村口，他嘱咐道：“六十多里地，喝汤前(此地人称晚饭为‘喝汤’)松松快快就回来了，慢点骑。”未行几步，八爷又叫住我：“我跟你去吧，人地生疏，让你一个娃来回跑百十里路，不放心。”八爷又借了辆自行车，带了一篮馍，同我上路。骑了两个多钟头，到了乾县城里。八爷领我到他姐姐家，此地风俗，麦收后走亲戚要送一篮新面蒸馍，午饭吃的臊子面，放下碗，八爷抽袋烟，带我上陵。
　　　　出城北行数里，远远望见前方左右各有一座土阙，八爷说：“这叫雁门嘴，是乾陵的第一道门，前面就是御道，往北走六里叫南上峰，是第二道门。”御道沟壑纵横，杂草丛生，两旁种着玉米，八爷边走边说，不觉来到了一对巨大的石柱下，他说：“这对华表，两丈五尺高，此地人称作通天柱，过了华表就是司马道。”一道缓坡直通梁山主峰，两侧排列着巨石雕刻的天马、驼鸟、石马、石人，两两相对，一直排到无字碑前。八爷告诫我：“已到皇陵，行为要端庄，言语要恭敬，不端不敬，必遭天谴。”看过“述圣纪碑”的碑文和“无字碑”上的历代名人题刻，面对残破无头的六十一王宾像，唏嘘不已，心情沉重地上了梁山。
　　　　杂木森森，荒草离离，鸟瞰四野，一派苍茫。八爷舞着烟袋，指点远山近景，这是何村，那是何塬，这条路通向何处，那条沟绵延几里，神态怡然，并不提武则天一字。看着脚下荒凉残破的陵园，突然想起跛足道人的《好了歌》———“荒冢一堆草没了”，帝王生前煊赫，身后也不过如此，除了留下几块断石残碑，与百姓的坟茔何异？山风吹来，顿觉释然，心中的些许感慨也随风飘散。

[书海泛舟记]其二九
　　
　　算地
　　　　
　　□范福潮
　　　　
　　　　麦收过后，公社按一人二分八的标准给知青分自留地，我们小队5个知青，分了一亩四分地。《国语》“晋语”里有一段故事：晋公子重耳流亡途中，过五鹿，道边乞食，路人捡起一块泥巴献给他，公子大怒，欲鞭笞路人，子犯（即狐偃）急忙拦住他说：“公子，上天要赐给您土地，这可是好兆头呀！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公子顿悟，磕头拜谢，载之而去。17岁，就有了归自己支配的土地，虽然，这不同于晋公子心中土地的含义，但我还是兴奋不已。
　　　　并非谁都稀罕这几分地，我去给同学还书，他正为自留地和队长怄气呢。“队长耍我们，那是块鬼地，当年队里给社员分自留地时，谁家都不要。我找队长要求换地，他不许。你爱换不换，反正我们不种。”毗邻的地里玉米已经出苗，他们的自留地里还是一片麦茬和杂草。大队书记找他谈心，经过一连串上纲上线的教育之后，他屈服了，队里派他的房东六叔帮他种地。
　　　　“你娃娃家不懂事，荒着这屙金尿银的宝地，躺炕上睡大觉。你晓得这块地有多金贵？这是我祖上头一块地，顺治三年我祖爷爷置下它，300多年，争来夺去，已经搭上了6条人命。这块地，不管风雹雨旱，一茬稳收3石粮。你说咋这么肥？人血滋润的么。”
　　　　犁地的时候，我问六叔：“你说这是宝地，为啥社员不要，非分给我们？”
　　　　“窝窝，驾！这地不是没人要，想要的人多得很呢，争得打破头，你说给谁？给你们没人争，你们是毛主席派下来的客，谁敢和你们娃娃家争？”
　　　　在地头休息时，六叔唱起了秦腔《血泪仇》：“手拖着孙女好悲伤，两个孩子都没娘……”唱毕，他给我讲了这块土地上6条人命的故事。过了几天，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给六叔看，他吓得两手直哆嗦：“莫写、莫写，陈谷子烂糜子，说说而已，写成文字惹是非。”他是中农，人虽精明强干，却胆小怕事，他看着我把稿纸撕碎，才放心笑了。
　　　　初冬，县里召开学大寨会议，号召利用冬闲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公社派我去县里参加测量员学习班，一天发3毛钱伙食补助。中午逛书店，花了7毛钱，买了一本高亨注释的《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1版）。这本书，前有“商鞅与商君书略论”、“叙例”、“校释书目”、“商君书古本”、“作者考”，后有“战国两汉人关于商鞅的记述”、“商君书新笺”，注释精当，译文雅致，在当时出版的古籍译注类书中，可算上乘之作。5天学习班结束，我读完了《商君书注译》，在扉页上题了王安石的一首诗：“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当年正在“评法批儒”，法家受到推崇。若论战国时期的法家，商鞅对农民和土地的认识最为深刻，他可真是统治农民的高手。“垦令”二十条，犹如二十条绳索，把农民牢牢捆绑在土地上。夜读“垦令”、“说民”、“算地”、“弱民”诸篇，冷汗淋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异曲同工；严禁农民买卖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与“使商无得籴，民无得粜”的政策如出一辙；“使无得庸，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是必农”、“使民无得擅徙”，与严禁农民为人佣工、限制农民外出经商务工、控制农民自由迁徙，出于同样的考虑……许多现行政策，处处闪现着商鞅的幽灵；许多针对农民的制度安排，都能在《商君书》里找到依据。
　　　　公社把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指挥部设在六叔的村子，生产队派他给测量队帮忙。每测量一块地，他都要指指点点，过去这块地是谁家的，那块地是谁家的，他让我看过一张土改前本村各户土地分布图，他对每一块耕地和主人的变迁了如指掌。有一天，他见周围无人，跺跺脚，神秘地问我：“你猜，我脚底下埋着啥东西？”我摇摇头，他说：“我给你看看，千万别说出去。”他抡镐挥锹挖了一米多深，刨出一块二尺来长的青石界桩，一面刻着名字，一面刻着“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吉日立”，他把界桩搬到架子车上，用土盖好，把坑填平，悻然作色道：“这是我分家后置下的第一块地，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攒了4年钱呀！”
　　　　六叔把界桩埋在院子里，他知道，那块土地永远不会再回到他的名下，但每天在界桩上面走一走，会让心里踏实，毕竟，那是他曾经拥有的东西。

[书海泛舟记]其三十
　　
　　六叔
　　
　　□范福潮
　　
　　　　
　　　　刚下乡时没房住，生产队安排我们住在社员家，到第二年秋天搬进新房之前，我换过3个房东，有人换得更勤，知青大都如此。我那位同学算是例外，从下乡第一天直到3年后招工回城，他一直住在六叔家。我问他为啥不去新房住，他说：“隔着8里地，你还三天两头跑来听戏呢，我住在他家，他哼哼两声，我都能听见，为啥要搬走？”
　　　　六叔种地、赶车是好把式，还会拉胡琴，唱秦腔更是远近闻名。他嗓子好，戏路宽，对刘毓中钦佩得五体投地，也喜欢刘易平和刘茂森的戏，他一人能把整出《辕门斩子》、《五台会兄》唱下来，但他平日为人低调，言行谨慎，从不张扬。听同学说，六婶也会唱戏，我从未听过，倒是听见两个女儿在厨房做饭时唱《花亭会》，“我问你谁家外甥谁家子，在谁家门里长成人……”姊妹俩嗓音柔嫩，行腔婉转，唱得非常好听。
　　　　我借给六叔一套《警世通言》，他儿子拿到学校，把上册弄丢了。六叔很愧疚，叹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也没书赔你，咋办？”我说，丢就丢了，我听你唱了多少出戏？从没买过票，还是我欠你的多。他寻思了一阵，拿起手电，笑道：“我有样东西赔你，你跟我来。”六叔领我上了阁楼，搬出一只箱子，他让我举着手电，他打开锁，从箱子里翻出一个布包，下了楼，他解开布包，厚厚3本簿子，是他抄的戏本，他说：“我大舅哥是戏班的琴师，这些戏本，是我借来抄下的，你喜欢，就拿去吧。”我翻了翻，有李正敏的《五典坡》，袁克勤的《打镇台》，刘易平的《辕门斩子》，苏蕊娥的《花亭会》，孟遏云的《秦香莲》，刘毓中的《三滴血》，刘茂森的《五台会兄》……一共20多出戏。
　　　　我把戏本借走，每天晚上抄完10页睡觉。这些戏本，除《三滴血》署名“易俗社范紫东编剧”，其他都未注明作者。秦腔的许多剧目，其他剧种也有，如《辕门斩子》，京剧、豫剧、河北梆子都有，已分不清谁移植谁的。但秦腔近代的原创剧目，如《三滴血》，未见其他剧种演过。这出戏1960年拍成了电影，父亲带我连看了好几场，每回看到滴血认亲的镜头，我就放声大哭。这出戏取材于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之《槐西杂志》：
　　　　晋人有以资产托其弟而行商于外者，客中纳妇，生一子。越十余年，妇病卒，乃携子归。弟恐其索还资产也，诬其子抱养异性，不得承父业。纠纷不决，竟鸣于官。官故愦愦，不牒其商所问真赝，而依古法滴血试；幸血相合，乃笞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试，自有一子，刺血验之，果不合。遂执以上诉，谓县令所断不足据……
　　　　但《三滴血》的剧情已远远超越了《槐西杂志》记载的那个滴血认亲的故事，基本上可以视为范紫东的创作。
　　　　范紫东是清末拔贡，与友人创办易俗社，任编辑主任，他能诗擅画，精通金石声乐，一生编过60多出戏，还写过《关西方言钩沉》、《乐学通论》、《乾县县志》等多种著作，是关中奇才，1954年去世，享年77岁。许多地方戏，已成脍炙人口的名剧，但剧本的作者，或不可考，或寂寂无名，古代文学史上，尚有元曲作家的地位；但近代文学史上，却没有范紫东的名字。
　　　　晚饭后，我常去六叔家听戏。他拉胡琴，教我唱“悔路”中周仁那段“封成东贼奴才报得一怨”，他先逐字纠正我的发音，每句唱词，先用方言念会，然后大声朗读，“小可周仁”那段260多字的念白，我练了一个多月也没合格，六叔说：“千斤念白四两唱，你说不好方言，就唱不好秦腔。”
　　　　村里本家娶亲，请六叔去唱几段。他平时滴酒不沾，喜酒不能不喝，三口下肚，便管不住舌头，吹起牛来，他说自己学刘毓中的戏可以乱真，有爱抬杠的后生故意激他：“六叔，你瞎吹啥？你比刘毓中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他急了眼：“你娃娃家懂戏吗？搬一台留声机来，叔给你放唱片，你听仔细。”有好事者从大队部搬来留声机，六叔回家提来一条口袋，从里面取出个布包，打开布包，里面还有个油布包，一层一层解开，露出两张粗纹唱片。他放了一张刘毓中的唱片，兴奋得不得了，人也入了戏，带着身段唱起来，博得满院喝彩，许多人都跟着他唱起来。
　　　　半夜，走在田间小道，清风拂面，我放声大唱：“五台山出了家落了发成了和尚，天波府作别了年迈的妈妈……”月色皎洁，虫鸣四野，忽有感悟：此地人心清欲寡，民风淳朴，连戏曲都能拴住人心，有了秦腔和好年景，他们还需要什么？

[书海泛舟记]其三十一
　　
　　老顾
　　
　　□范福潮
　　　　
　　　　　　
　　　　老顾是省城下放的“右派”，湖南人，个子不高，面色白净，戴一副黑框近视眼镜，烟酒不离身，词曲不离口，颇有诗人气质。
　　　　我俩是在公社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工地上认识的。听说他爱玩成语接龙游戏，没人赢得了他。我想试试，他让我起头，起了3次，都是我输。他记忆力惊人，我随便说一条成语，他能应声说出出典，屡试不爽。休息时，他独自坐在地头抽烟，翻着一本楚图南译的《草叶集选》，我问他“图南”二字可有出处？他说：“语出《庄子》内篇‘逍遥游’。”我又问，他们叫你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可有出典？他挠挠头，顿时语塞：“我以前记得，一时想不起来了。”
　　　　彤云密布，气温骤降，傍晚，天空飘起了雪花。收工回家，厨房的水桶里结了一层薄冰。老乡家家都在烧炕，村子上空轻烟缭绕。我睡床，屋里没有火炉，冷得像冰窖。做饭时，我在灶膛里烧了两块砖，烧热后用帆布包上放在被窝里。晚上坐被子里看书，我把队里夏天打场用的一只带铁丝护网的200瓦防爆灯泡搁在被子上烤腿。忽听有人敲门，开门见是老顾，他拍打着身上的雪说：“我想起来了，杜牧《李长吉歌诗叙》中有‘荒国絩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稪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我俩村子相距3里地，他眼神不好，我送他回家，到了门口，他说：“雪这么大，你就住我这儿吧。”
　　　　下雪天不出工，他把炕烧得很热，我俩各坐一头聊天，一本书看上几页，没兴趣了，便丢在一旁，再翻一本。书看腻了，我邀朋友来打牌，常常彻夜不眠。他能喝半斤白酒，醉意微醺时站在炕上朗诵惠特曼的《自己之歌》，他上身微倾，左手夹着烟，右手打着手势，操着湖南味的普通话，声调不高，充满激情，像一位希腊诗人在表演悲剧：
　　　　我知道我自己何等尊严，我不需让我的精神为它自己辩解或求得人的理解，我知道根本的法则就永不为自己辩解。我是怎样我便怎样存在着，即使世界上没有人了解这一点……
　　　　他在师范学院教过中文，年轻时爱写诗，但他从不给我看他写的诗。我学写诗词，请他指点，他看过后问我：“你背过《诗韵》和《声律启蒙》吗？”我说，读过，但背不出多少。他问：“你读过《词律》、《词品》吗？”我说没读过，只读过《诗品》。他劝我打消此念：“一首律诗有两副对子，对不工，就不成其为律诗，其他方面就不用说了。填词比写诗更难，音韵、格律上的讲究更多，纵使一心两眼，痛下工夫，穷其一生，未必有成。能真切地品评诗词就不易，何必跃跃欲试？”
　　　　社员和老顾没来往，同队的知青也不愿沾这个“右派”，落得他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有一天，粮吃完了，村里停电磨不了面，晚上没做饭。腊月里，生产队开粉房，做好的粉条晾在饲养室后院里，半人高的围墙形同虚设，像我这样的大个子可一跃而过，他让我去拿些粉条：“我是被改造的人，不敢惹事，你去吧。”我不敢去。后半夜，他饿得实在受不了，在屋里直转圈，忽然举着昏暗的油灯从炕上抓起两本书说：“我把这套《杜诗镜铨》送给你，你跟我去拿粉条，怎样？”我暗自窃喜：“好吧，我跟你去。”我俩顺利地拿了几把粉条回来，煮熟后，拌上盐、醋、蒜苗丝、辣椒油，一人吃了一大碗，撑得他胃疼得直哼哼。
　　　　老顾回西安看孩子，买了一套中华书局新出版的《初谭集》，如遇知己。读到动情处，不免感慨一番。“张彦真好学博闻，而任情不羁。意相合者，则倾身与交；如志好或乖，虽王公大人，终不屈也。常叹曰：‘其人知我者，胡、越可亲；苟或不然，毋宁独立。’”李贽批曰：“卓和尚是。”老顾眉批：“顾某亦是。”
[书海泛舟记]其三十二
　　
　　秋 水
　　
　　□范福潮
　　
　　　　宣统元年秋，贝子庙住着四位山西商人。某夜吃酒，一人先醉，三人闲聊。甲是布商，酒至酣处，抻出一块布头说：“这块布三尺三寸五。”乙不信，拿尺子一量，真是三尺三寸五。丙说：“你们听说过‘手是秤’吗？”他随手端起茶壶：“三斤七两九。”这时，醉酒者嚷嚷着要喝茶，丙给他倒了一杯，放下茶壶说：“还剩二斤八两六。”甲取秤一约，果然不差。二人喜形于色，乙不屑道：“听说过‘一口清’吗？你们说尺寸、斤两和单价，我随口报价。”甲问：“白绸十七个钱一尺，两丈八尺三多少钱？”乙应声答道：“四吊八十一。”骄矜之态溢于言表，三人痛饮一夜，大醉。
　　　　80年后，我在阿尔善油田工作。每次去锡林，都去贝子庙，看喇嘛念经、做法事。日久生熟，一位老喇嘛，给我讲了这段故事。我告诉他：那位先醉者要茶水时，递给甲一样东西，一根头发拴着两只虼蚤；天不亮，他的骆驼队就动身南行；那三人盘桓两日才走，途中遭遇暴风雪，冻死在浑善达克沙地。老喇嘛惊愕地打量我：“你怎么知道？”我说，那位先醉的人，是我祖父。他捻着佛珠，闭目不语。
　　　　我常常躺在草地上，望看变幻莫测的白云，怀念父亲，回味他给我讲的祖父的故事。
　　　　一天，我读《庄子集释》，上午《秋水》，下午《达生》，晚上《知北游》。父亲说：“你给我读一遍《秋水》。”父亲边听，边拿一支铅笔在纸上记着，我读完后，他说：“你把‘?、薒、劬、?、鸱、畛、、兕、絓\、、’这几个字给我念一遍。”我念过后，他直摇头：“一篇就有11个字不会念，一天看6篇，起码有上百个字念不出来，更别说字意了。我问你，‘笥’是何物？‘?饂’是何物？‘尾闾’怎么讲？”我答不出。父亲正色道：“如此读书，不如不读。不读，或许不敢与外人道也，像你这样囫囵吞枣，将来若与人说庄子，可真要贻笑大方了。”
　　　　父亲教我读《秋水》：“经史子集，各有读法。庄子更奇，每篇都有不同的读法。最基本的读法有八种：一注音，二解字，三句读，四释意，五连篇，六涵泳，七辩论，八开讲。当年我教书时，《秋水》一篇，光是注音、解字，就准备了一个礼拜。”
　　　　父亲取一本格纸，让我隔五行抄一行。抄完一页，先把不会念的字用铅笔圈起来，查字典，在生字上注音。再把不懂的字词圈起来，在字下解义。一遍下来，注音、解字就完成了。句读之后，在下一行简释句意。另取一纸，逐段归纳大意，然后概述全篇宗旨，谓之连篇。每有会意，便作批注，如是者三，谓之涵泳。玩索数日，父亲问我：“准备好了吗？咱俩辩论一番如何？你问三题，我问三题。”辩论后，父亲说：“你可以开讲了。”
　　　　我讲了两段，父亲不满意。他说：“宋真宗在宫中宴请近臣，席间听人说起庄子，便命内侍唤‘秋水’，来者竟是一位翠鬓绿衣的女孩，她口诵秋水，一字不差，众臣皆惊。一篇《秋水》，各有各的读法，这是宋真宗的读法。你比那位名叫‘秋水’的女孩也强不了多少，鹦鹉学舌而已，离悟出《秋水》的真谛，还差的远呢！”
　　　　数年后，我在华山西峰过夜。踞崖临壑，沐月听松，目望云起，心随星移，恍惚之间，堕入云海，天地莫辩，归于混沌。“世人大抵重官荣，见我西归夹路迎，应被华山高士笑，天真丧尽得浮名。”想起张乖崖过华山时寄陈抟的这首诗，豁然开悟：
　　　　独占莲花自在心，河伯海若幻道身，清风一过知秋水，浮名散尽是天真。

[书海泛舟记]其三十三
　　　　
　　远 游
　　　　
　　□范福潮
　　
　　　　1975年1月底，我去湖南过春节。
　　　　二姐在长岭炼油厂工作，住在南山小区。楼房依山而建，阳台外三四米即是山岩，湿漉漉的崖壁长着一层绿茸茸的苔藓。满山是竹子和杉树，山不高，坡不陡，一刻钟就能登顶。北方还是冰天雪地，这里已是绿草如茵。山下，池塘和水田连成一片，阡陌间散布着几户农舍。不论晴雨，地里都有劳作的女人，牵牛，犁田，背篓，挑担，很少见到男人的身影。
　　　　或骑车去陆城，在江边寻一僻静处，看山，看水，看树，看竹。或坐火车去岳阳，泛舟洞庭，漫游君山。姐夫去长沙出差，带我去玩。橘子洲游客寥寥，寂无人息，江面不见航船，气象萧索。我打着雨伞，在岳麓山游逛，校园里到处是标语和大字报，哪像是千年书院？
　　　　夜读《印度通史》(张宏达、冯金辛等译，商务印书馆，内部读物，1964年第1版)。这套书4册，54万字，1171页，每页21行，每行21字，字大，看书时眼不累。作者恩·克·辛哈和阿·克·班纳吉是印度历史学家，曾在加尔各答大学任教。书分32章，头两章是导言和史料介绍，后29章跨越5000年，对印度各个时期的历史作了简明的叙述，侧重于介绍不同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和文化的演变过程，从吠陀时代一直写到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此前，我读过史诗《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摩诃婆罗多的故事》，读过《本生经》故事，读过泰戈尔、普列姆昌德的诗歌和小说，但没读过《梨俱吠陀本集》，不知道《奥义书》和《法论》，不懂耆那教和佛教的差别。读到第六章“摩揭陀帝制”，我便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汗颜。
　　　　古代印度的灿烂文化令人震撼。阿育王死于公元前232年左右，他的执政年代，几乎与秦始皇同时。“这位伟大的非暴力鼓吹者述说侵略战争的苦痛和凄凉的热烈诗句，至今言犹在耳，可惜他没有能阻挡世界继续它习惯的行程。有人说，他的和平主义虽未能转变人类历史的进程，不过确实削弱了孔雀帝国。战鼓的响声是沉默了，狩猎是废除了。即使是野蛮的部落人民也只听到温和的宣扬佛法的声音了。”从公元前2500年吠陀文化起源到后吠陀时代宗教与政治的演变，相当于中国的先秦时期。作者仅用了6万字就把这段历史写得清清楚楚，文字清雅，独具魅力(当然，这只是译文)，我还没见过哪位中国史学家用这样的文字写史。
　　　　读史忌信一家之言，少读《左传》，父亲教我参读之法，博采众说，不拘成见。手头仅有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62年12月初版)“上古部分”辑录了《梨俱吠陀》、《伐育·普兰那》、《阿帕斯檀跋与乔达摩法律汇编》、《本生经》、《阿育王铭文》、《政事论》、《摩奴法典》、《那罗陀法典》和法显的《佛国记》，以此书参读《印度通史》，虽不恰当，亦有获益。读完一册，笔记作了20多页，仍茫无头绪，忽然想起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大悟，何不以“表”记史？于是，我把笔记整理成一篇“《印度通史》简表”，栏目依次为纪年、朝代、事略、人物、文化、作品、摘要、批札和备注，条分缕析，一目了然。
　　　　腊月二十七凌晨，我跟姐夫去汨罗买年货。一江烟雨，薄雾溟，车行山水间，如在画中，我感到莫名的兴奋，默诵《远游》：“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营营而至曙。……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盶(而增悲。”司机是当地人，村子就在江边，我问他，屈原是在这里投江的吗？他说，传说是在下游的玉笥山，离这儿不远，一会儿带你去看看。
　　　　《法论》提供了古代印度人的生活特征：“再生者”要经历四个阶段的生活：梵行期(始于创造礼，终于学业的完成)；家居期(结婚居家)；林栖期(出家到静穆的山林里，过着宗教上的冥想日子)；苦修期(在修行中，肉体受苦，而精神则专注于最后真理的实现)。屈原大约与阿育王的父亲宾头沙罗执政的年代同时，假如他生在印度，与国王、权臣政见不合，或隐于林下，或皈依佛门，也就是了，不必拿生命为政见做牺牲。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的处世态度竟有如此大的差别。望着远去的江水，想着渔父劝说屈原的话，真为他惋惜。
[书海泛舟记]其三十四
　　
　　
　　
　　南 山
　　
　　
　　
　　□范福潮
　　　　
　　　　接连几日不见太阳。南山弥漫着淡淡的雾霭，草叶上挂着晶莹的水珠，我在湿滑的竹林里独行，受惊的鸟儿掠过我的头顶栖在远处的树枝上。没有风，浓重的潮气凝滞在空气里。我摩挲着青草，用雨水洗脸，滑润，清凉。出游不便，心中颇感压抑。
　　　　到了年根儿，我放下书，帮姐夫做饭。他教我切肉，红烧肉切多大的块，米粉肉怎么切片、怎么炒米粉，佐菜时，我把每样菜用的主料、作料和烹调过程全记在本子上。姐夫一边做菜，一边给我讲饮食养生：“中医以固本为上，用药为下。武术气功以健身，调剂饮食以强身，身强体健，心定神安，何须服药？粮食、蔬菜、水果、鱼肉，既是食物，又具药性。东汉名医卫汛说：‘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孙思邈在《千金食治》中说：‘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
　　　　姐夫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学的是炼油专业，却酷爱中医，诸子中偏爱道家，尤喜老、庄。他上大学时，为省钱买书，暑假不回家。毕业后分到冷湖炼油厂工作，除了吃饭养家，工资几乎都买了书。青海地偏，买书不易，每到内地出差、休假，就买一堆书，最多一次买了46本。
　　　　姐夫让我为他编一份书目。我袭用父亲的老法子，先把书按经、史、子、集分类摆在书架上，再化大类为小类，如子部书，分为儒、道、墨、法、兵、释、医、杂等类，然后以作者生年、版本先后为序编目。《伤寒论讲笺》(山西省中医学校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书脊开了，我用针线订好；《温热经纬》(【清】王士雄著，杨照藜等评，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4月第1版)书皮掉了，我用胶水粘好；《此事难知》(【元】王好古著，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9月第1版)右下角被老鼠啃去两寸长半指宽一条边，豁豁牙牙，无法修补，便找一张画报纸包个封面遮丑。每本书我都翻一翻，书里夹着许多字条，有的是摘要，有的是注疏，有的是药方，我把有用的抄在一个笔记本上，注上书名、页码。
　　　　“文革”期间，书业凋零，但古旧书再版的并不少。中医典籍，只要书前印上一页语录，“再版说明”里说些应时的话，便可大量印行。如民国时期河北名医张锡纯的《医学中衷参西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1974年11月第2版第1次印刷)，一次印了18万册；《濒湖脉学白话解》(【明】李时珍著，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编，人民卫生出版社，1961年9月第1版，1973年1月第2版第9次印刷)，一次就印了95万册。
　　　　过完年，姐夫出差去了，我在家买菜、做饭。我把荸荠去皮洗净，切成小块，想煮了吃，白萝卜做什么菜？翻书时，我见元人忽思慧的《食疗方》里有萝卜粥，便把白萝卜切成荸荠大小的块，淘好米，一锅煮了。姐姐下班了，搅着锅里的饭问我：“你做的这是什么呀？”我说：“这是我发明的益气白玉粥。书上说，荸荠有清热、止渴、开胃、消食、化痰、益气的功效，萝卜有消食、理气、治咳、化痰、止渴、补虚的功效，合着煮粥，既省事，又养人。”
　　　　邻家大姐咳嗽，找我姐夫看病。我问了问她的症状，给她抄了一张药方，让她吃三服试试。过了几天，她咳嗽好了，来我家道谢。姐夫莫名其妙，等她走后问我：“你给她开的什么药？”我说：“《伤寒论类方汇参》(左季云著，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4月第1版)里夹着一张治气管炎的方子，有当归、陈皮、五味子、川贝、杏仁、甘草、茯苓……每味二钱，煎好后冰糖服下，忌口和其他禁忌我也写了。”姐夫哭笑不得，训诫道：“这次算你碰对症了，以后可不能乱给人开药方。”
　　　　我想学中医，学会了当赤脚医生，不用下地干活，多美。姐夫说：“二十七脉中的濡、微、革、弱四脉，我三年才辩明。学中医或有家传，或有名医亲授，或进中医学院专修，靠自学很难成才。你若喜欢，拿些书回去读，了解中医治病的原理，学一些健身养生的方法，就行了。”
[书海泛舟记]其三十五
　　
　　出 关
　　
　　□范福潮
　　　　
　　　　上初二那年冬天，接连下了两场大雪，天气很冷。放假了，我天天到一同学家下棋。他哥哥是位知青，借给我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选》(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10月第1版)。他说，这是一本关于“自己”的诗歌。“文革”时期，全民都在“斗私批修”，一本关于“自己”的诗歌，是什么样的呢？
　　　　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包括上帝在内———比他自己更重大……
　　　　啊，当我活着时我要做生命的主宰，而不做它的奴隶，
　　　　以一个强有力的胜利者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没有愤怒，没有烦闷，没有怨恨和轻蔑的批评，
　　　　在大气，流水，陆地的尊严的法则面前，证明我的内在灵魂不可克服，
　　　　外在的任何事物不能支配我。
　　　　“自己之歌”震撼了我的灵魂。我把这首诗和“大路之歌”、“欢乐之歌”抄在本子上，天天朗读。惠特曼的诗给我的生命注入了鲜活的意识，我头一次去想：人是什么？我是什么？你是什么？我开始思考关于人生的三个词———自己、大路、欢乐，模模糊糊意识到了这三个词的内在联系，感受到了它的庄严和神圣，领悟到了它对人生的重要意义，但我尚无成熟的判断力，不能确切把握它的内涵，于是，欣然接受了惠特曼给予的全部启示。
　　　　天晴了，我们去渭河滑冰。冰面泛着耀眼的白光，像一条银色的大路，通向800里外的黄河。黄河结冰了吗？我们沿着铁道回家，比赛走钢轨，看谁走得快，走得时间长。火车来了，我羡慕地望着车上的旅客，目送他们奔向远方。什么时候，我也能沿着这条钢铁大路，去远方看黄河？
　　　　同学的父亲在外贸局工作，他见我们闲着没事，便说：“外贸仓库赶出口任务，招临时工剥核桃仁，你们去吧。”这是夜班活，晚6点上班，天亮下班，剥好的核桃仁按等级计价，挣计件工资。仓库里没有火炉，后半夜，浑身冻透，手脚发僵，我们到院子里跑步，身上暖和了，再接着砸核桃。月底，我把挣的工资给母亲，她说：“你不是想去看黄河吗？自己留着用吧。”
　　　　一个雪花飘飘的早晨，我坐上东去的列车。窗外，关中平原，雪景如画。暮色中，列车驶出潼关。我像一只出笼的鸟儿，头一次脱离父母的羽翼，夜不归巢，自由飞翔。
　　　　一日千里的感觉真好。我在花园口黄河大堤上漫步，面对滔滔东去的河水，迎着旷野的寒风，高声朗诵《大路之歌》：
　　　　———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
　　　　从此我不再啜泣，不再踌躇，也不要求什么，
　　　　消除了家中的嗔怨，放下了书本，停止了苛酷的非难。
　　　　我强壮而满足地走在大路上。
　　　　从这时候起我使我自己自由而不受限制，
　　　　我走到我所愿去的地方，我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我自己，
　　　　听着别人的话，深思着他们所说的，
　　　　踌躇，探索，接受，冥想，
　　　　温和地，但必须怀着不可抗拒的意志从束缚着我的桎梏下解放我自己。

　[书海泛舟记]其三十六
　　　
　　□范福潮
　　　　
　　　　英国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The　Personal　history　of　David　Copperfield》，我读过3个译本：林纾译的《块肉余生记》，董秋斯译的《大卫·科波菲尔》，张谷若译的《大卫·考坡菲》。
　　　　董译本分上、下册，73万字；张译本也分上、下册，字数却达91万字，是译本中字数最多的，比董译本多了18万字。最精简的当属林译本，只有29万余字。当然，林译本是文言体，在字数上不能与白话译本相比。但张谷若的译文的确臃冗杂遢，对比第18章第1段的译文即知。
　　　　“我的学校岁月哟，我的生活由童年到青年那无声的滑行呵——我的生命那看不见、觉不出的进展哪！当我回顾那生命的流水(现在成为蔓草丛生的干渠了)，让我想一下，沿途有没有什么痕迹，可以使我记起它怎样奔流呢。”(董秋斯译《大卫·科波菲尔》，第18章：“一次回顾”。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4月北京第1版，P307)“我的学童时期啊！我的生命里那一段时期，从童年到青年——不声不响、似水一般就流去了——无影无踪、不知不觉度过了！那一股水流，从前汩汩前去，现在却只是一条干涸的水道，长满了青草了；让我来看看那股水道，想一想，在那股水道还有水流着的时候，都留下了些什么踪迹，可以使我想起那股逝水，都怎样流的。”(张谷若译《大卫·考坡菲》，第18章：“一度回顾”。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P391)“余在学堂中，年岁悠悠，亦不自知其迅。自无学而成有学，自孩提而成少年，自亦莫知所以然。今回视当时，如流水沿溪而赴巨浸，然溪涸草深，即沮洳亦渺。似余年少，度此光阴，欲更觅水源所处，竟不可得。而乱草蓬蓬，封溪路矣。”(林纾、魏易译《块肉余生记》，第18章。商务印书馆，1981年11月第1版，P153－154)
　　　　林纾不懂英文，他译此书，全靠魏易的转述，比起精通英文的董、张二氏，不便之处可想而知。倘若读者懂英文，对照原著，不难比较这三段译文的优劣；但对绝大多数不懂英文、又无条件对比阅读几种译本的读者，判别译文的“信、达、雅”如何便很困难。
　　　　再看第63章密考伯致科波菲尔的信：
　　　　吾亲爱之先生：
　　　　自前次目接道貌以来，为时已颇久矣，大部分文明世界想象中此际莫不熟悉先生之道貌矣。(董译本，P1008)
　　　　吾之亲爱老友阁下：
　　　　多年以前，吾窃有幸，得亲仰瞻眉宇，而今则此眉宇，已为文明世界中大多数人所心慕神追而亲切熟悉矣。(张译本，P1269)
　　　　吾亲爱之先生：
　　　　别久矣，吾所居地在文明区域以外，不能常接道貌，然所著书，则未尝去手。(林译本，P490)
　　　　林纾毕竟是古文家，还是他的译文地道。密考伯爱写信，好转(读zhuai，上声)文，从不错过任何一个可以写信的机会，但董秋斯并未把他的信全都译成文言，第36章那封信，就译成了白话，以刻画他卖弄文采的性格，而张谷若却把密考伯的信全都译成文言，有画蛇添足之嫌。英文并无“文言”、“白话”之分，用白话文翻译英文小说，人物的书信，为何全用文言？
　　　　不过，张译本比董译本的注释详尽，这对理解人物大有裨益。在第28章密考伯谈搬家和他的太太唱民歌那两段，张谷若对文中的“海德公园”、“比卡狄利大街”和密考伯太太唱的“意气风发的白皙军曹”(董译为“勇军曹”)、“小塔夫林”这两首民歌都做了注释。在董译本42章密考伯太太致科波菲尔的信中“无思虑的孩子们传说他嗜食冷李粥的故事”一句后，董秋斯加了一个注释：“可作愚人解，但此处不知何指。”这句话张译本译作“关于那个人，无识无智的小孩子都会说一套瞎话，说他喝凉李子粥把嘴怎样怎样”，张谷若在此句之后也加了一个注释：“英国十九世纪有一个流行的儿歌，叫《月里的人》(指月中黑影)：月里的人掉下来，一直落地真叫快……把嘴烫得好不难受，只因喝了凉李子粥。”在译文的注释上，张谷若一向不吝笔墨，比董秋斯细心很多，许多细节，我都是读了他的注释才弄明白的，这一风格，贯穿于他译哈